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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写过一篇 《病后杂谈》，谈到上海的租房成本：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是渊明的好句，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。没有南山，我们还可以改作 “悠然见洋房”或“悠然见烟囱”的，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、可以种菊的房子，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，水电在外；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，每月十四两。单是这两项，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。每两作一元四角算，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。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……单单为了采菊，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。吃饭呢？要另外想法子生发，否则，他只好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”了。
这篇文章是鲁迅1935年写的，那时候在上海租一所带小院的房子，月租100两，折合大洋140块，跟北京一比，实在贵得离谱。然而每月140块大洋还不算完，还得缴“巡捕捐”，也就是租界当局为筹措公共经费而征收的房产税，因为最初由巡捕上门收取，所以叫巡捕捐。税率如鲁迅所说，是房租的14％，每月14两银子，折合大洋19块6角，如果按购买力折成现在的人民币，大约相当于400元，接近现在中档社区的物业费水平。
上海租界的房产税始征于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也就是小刀会起义造成租界楼市火爆的头一年。那时候，凡是在租界内有房产的，每月都要向租界当局缴纳房税，按房租计征，税率是房租的8％。假如房子完全自住，并不对外出租，租界当局会派人帮你估定一个理论上的房租（即假定你把房子租出去，每月所能收到的房租数额），然后按照这个理论数额的8％收取。比方说您在英租界有洋房一幢，理论上月租4000元，那么每月要缴纳的房产税就是320元。此后房捐屡有升降，截至鲁迅写《病后杂谈》的1935年，税率为12％，另有2％的“附加捐”，加起来刚好是14％。
现代中国，只有重庆和上海开征了房产税，北京是暂未开征的。当年鲁迅在北京买房的时候，北京也没有开征房产税，直到北洋政府倒台的1927年，国民党把房产税引进过去，北京财政收入里才有了房产税一项。由于北京房地产市场欠发达，给每一套房子估定出理论房租在技术上很难实现，所以北京的房产税是按房屋类型和间数计征的：楼房每间每月大洋两角，瓦房每间每月大洋1角，单层平顶灰房每间每月大洋5分。为了少缴房产税，北京市民投机取巧，本来是楼房，伪装成单层平顶灰房上报，本来是两间或者三间的房子，伪装成一大间。所以在1931年，北平市公安局细化征收办法，规定了房屋的高度和开间的大小：无论单层还是双层，只要总高度超过4米，一律按楼房计征；无论大间还是小间，都按实测面积换算，每150平方尺（约17平方米）算一间，不足150平方尺的算半间。
在民国后期，房产税是各大城市最关键的财政收入。以1933年为例，北京市财政总收入420万大洋，其中光房产税就高达140万大洋，远远超过了农业税和营业税。在上海，房产税更是大项收入，从1921年到1936年间，房产税一项曾经占到公共租界财政总收入的75％。可以说，要是没有房产税，基础设施就无法维护，社会治安就无法维持，灯红酒绿的上海滩就会变成一座死城。
跟今天不一样的是，民国政府和租界当局既向房产所有人征税，也向租房的人征税，其理由是“房税收入专为办理公安公益，凡是此地居住的人都应出捐”，意思是房产税主要是为了维持治安经费而开征的，而享受治安服务的不仅有业主，也有房客，故此房客也要纳税――与房东同时缴纳，各自分担应缴房产税的一半。
既然房客只需分担一半房税，那为什么鲁迅却在文章里说作为房客每月要负担14％的房产税呢？因为上海的房子实在供不应求，房东是爷爷，房客是孙子，房东把自己应该缴纳的所有捐税都转嫁给了房客，房客却敢怒不敢言。因为“沪上住宅，求过于供，一方面拒绝加租，另一方面有不惜重价以谋一席之地者”，房东让你代缴房产税，你不愿，OK，拜拜了您呐，排队租房的人多着呢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