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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做客新浪长安讲坛，畅谈“围绕发展方式转变，凝聚改革共识”。他表示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来看，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，是能否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回升态势继续保持下去。他认为应该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今年面临的主要的矛盾。
以下为文字实录：
今天我讲的题目是：“围绕发展方式转变，凝聚改革共识”。这是当前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
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来看，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，是能不能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回升态势继续保持下去。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下滑，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7.5%以下。去年7月份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分析了上半年的经济形势，针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，做出了重要的决策，就是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。下半年采取了许多措施，包括适度松动银根，把一年以前冻结的一些项目(包括高铁项目)重新开工。国家发改委一下子批了十几个城市大约8千亿元的地铁建设规划等等。因此，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朝回升的方向转变，到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个拐点，连续七个季度下滑的局面终于得到抑制。能不能把这种回升的态势继续保持下去，是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最大挑战。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，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。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，2月份CPI上涨3.2%，有的同志担心CPI上来了，会不会收紧银根。在抑制通胀和稳增长这两个目标中间，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是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，还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？我觉得应该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今年面临的主要的矛盾。今年的宏观调控，面临好多“两难”选择，既要适度扩大需求，又要避免通货膨胀；既要适度扩大投资，又要避免走高投资、高消耗、高污染带动高增长的老路；既要扩大内需，又不能放松扩大出口的努力等等。正确的政策取向，就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近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。
从长远来看，“十八大”提出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倍增。去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8.2万亿美元，人均GDP已经达到6086美元。如果我们以2012年“十八大”召开为基期，再经过10年的努力，到2022年召开党的“二十大”的时候， GDP总量翻一番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或者说人均GDP翻一番，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一万两千美元以上了。一万两千美元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世界银行[微博]划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。再用十年时间，我国13亿人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具有重大意义。
由于我国人口众多，人均GDP达到一万两千美元，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，摘取经济总量的金牌。今后十年将是一个艰难爬坡的十年。根据国际经验和世界银行做的课题研究，许多国家达到三千美元至五千美元比较容易，五千美元再往上跃升到一万两千美元就非常难了，所以他们提出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概念。有人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，实际上是存在的。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有几十个国家都达到了人均GDP四、五千美元，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真正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的也只有寥寥几个，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区间上下徘徊。比如巴西，前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两千美元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，但是去年巴西的货币贬值，它又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了。真正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，也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，比如日本、四小龙等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未来十年，是我们走出中等收入区间、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十年。党的“十八大”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，是带领中国人民跨上高收入台阶的领导班子。
未来十年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同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，必须用新的思路，新的办法来解决。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十几年，有一个重要的经验，就是千万不能用老经验、老办法解决新问题。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，体制变化也很快，谁要说自己有经验，用老办法就可以解决新问题，肯定是南辕北辙。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必须通过改革，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。另外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我们在社会领域也积累了很多矛盾：收入分配不公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，社会稳定也面临一些挑战，这些问题也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。所以，未来十年，能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，实现“十八大”提出的发展目标，用十年的时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，我们将面临着许多挑战。
从有利的条件来看，我们实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。现在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舆论，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，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了，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。这种舆论声音很强，好多人都跟着说，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观点的，去年我还写了好多文章来反驳这种观点。这些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我都听到过，也跟他们辩论过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%，九十年代还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%。到了“十四”大召开的时候，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，提出我们应该争取9%左右的速度，好多人都反对。结果呢，进入21世纪之后，我们出现了一个高增长、低通胀、高效益的黄金发展十年。进入新世纪(8.72,0.03,0.35%)以后，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了，好多人讲，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难了，但是我们的速度反而更快了。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，我们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。所以，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年我的亲身经历，我们的预测包括一些经济家的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。对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，往往估计不足。目前我们的GDP达到六千美元，还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，有各种各样的舆论说我们的劳动力红利没了，改革红利也没有了，加入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红利也没有了，所以发展的速度应该放缓。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后出现了14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，有人提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把雾霾解决好，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。
怎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，赢得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。根据日本、韩国和我们台湾省的经验，人均GDP达到一万七千美元的时候，快速增长期才会结束，他们做到了，我们应该也能做得到。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，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如果日本、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能做到，我们做不到，怎么能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？我们应该能做到，有信心做得到。关键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，或者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。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，“十七大”时就提出了。但是五年过去了，在发展方式转变上，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不是前进了，而是后退了，好多指标不是更好了，而是更差了。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，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。但是很明显，从“十七大”到“十八大”这五年，投资率更高了，居民消费率更下降了，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了。投资率前两年上升到49%的历史最高点，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%的历史最低点。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，政府消费一般占14%左右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4.9%的历史最低点。这些数据不是更好了，而是更差了。为什么“十七大”提出转变发展方式，经过五年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呢？现在各个方面改革的呼声都比较高，都说要改革，但是到底怎么改？改革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？意见很不一致。“十八大”重新提出这个问题，而且强调要以转变方式为主线，以科学发展为主题。现在看来，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，关键是要深化改革，如何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。“十八大”专门提出一个词，叫“凝聚共识”，我认为要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凝聚改革共识。因为前三十几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，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，关键是我们集中改革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。按小平同志说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检验改革是不是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，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都要改掉。这样就把过去的条条框框全都打破了，一些禁忌也打破了。这种体制上的改革突破，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，才创造出中国奇迹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我们又积累了许多矛盾，我看还是要围绕能不能解放生产力，针对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来进行改革，换句话讲就是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进行改革。
以下我从六个方面谈谈如何凝聚改革共识。
一、 围绕经济增长从投资、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
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、高消耗实现的，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。我们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，但是我们的物质消耗居第一位。我们的粗钢产量7亿多吨，生产能力是9亿多吨，占全球的一半以上，水泥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，铝材、平板玻璃和家用电器生产能力都占全球的50%左右。我们的造船能力超过全球市场需求的总和，全球造船订单都拿到中国来，也不够咱们中国人干的。我们的家电、发电设备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占到全球的30%以上。就连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像风电设备生产能力也超过国内需求的一倍以上。所以，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。
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，发达国家市场疲软，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能力减弱，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增加消费，大幅度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。
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到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。居民消费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经达到52%，到现在下降到34%，下降了18个百分点。投资率是逐步上升的，到2011年，投资率高达49.2%，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.2%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的状况，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一个百分点，这种比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庭。
美国的最终消费率最高是91.7%，居民消费最高是72%，美国的居民消费率比我国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