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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报送的《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其中对我国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多项具体指导意见，多次强调税收在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方面的作用。从本期开始，本报推出“收入分配改革与税收”系列专家访谈，通过专家视角解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税收问题。
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报送的《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》(以下简称意见）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35条具体的指导意见。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如何打造一个以公开透明、公正合理为特点的规范性的收入分配秩序？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。
高培勇表示，意见以较大篇幅专门围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作出了重要部署，并提出了“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、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、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和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”四个主要目标。这意味着，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入手，矫正分配不公，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，已经成为深化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。然而，鉴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，要完成上述任务、实现上述目标，绝非能够一蹴而就，至少要打好三场具有基础意义的“硬仗”。
一是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。高培勇说，对于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秩序，这些年，党和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规范性举措。但从总体上说，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，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。比如，由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，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、高管人员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；由于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，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比例，不仅远远低于国际上的一般水平，而且上缴的利润也多在国有企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；有些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机制，既享受国家政策扶持，又获取了高额利润，并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本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。
高培勇认为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，关键是规范好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。其中，最为重要的两个机制当在优先解决之列：其一，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。以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为主线索，将所有国有企业纳入上缴利润范围，并大幅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。其二，规范国有企业分配秩序。要积极推进政企、政资和政事分开。与此同时，对于这些企业，要加强对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的监督，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，确立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收入之间的合理比例。
二是规范政府部门收入分配秩序。高培勇说，发生在政府部门身上的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等非规范性现象之所以会出现，各种隐性收入之所以成为久治不愈的“顽症”，其最根本的原因，就在于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。
高培勇认为，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，在于让政府部门同各种非规范性收入“绝缘”。为此，要对两个行为规范加以明确并制度化：其一，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国际的通行规范，在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基础上，让财政部门将有关政府收支的事情统一管起来，不允许其他政府部门发生任何的以直接向企业、居民收钱为代表的财政性分配活动。其二，以实行全口径预算为目标，尽快铲除各种游离于完整统一预算之外的财政性收入。
三是规范调节过高收入的再分配机制。高培勇说，再分配的灵魂就在于“抽肥补瘦”。以此为标尺审视现实中的税收、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几个主要的再分配手段，可以发现，作为主要致力于“补瘦”的手段，尽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毕竟机制在，有渠道，应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进一步加以完善。而作为主要致力于“抽肥”的手段，现实中的税收则既缺机制，又少渠道，基本不具备胜任如此使命的条件。
目前，我国70%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间接税。剩下的25%左右来自直接税，而直接税中的19.5%又系企业所得税，只有5.8%的税收来自于个人所得税。高培勇说，如此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格局，导致我们在调节过高收入方面一再遭遇难以跨越的种种难题：其一，70%以上的税收需通过价格渠道转嫁，意味着我们的税收归宿在整体上是难以把握的。其二，70%以上的间接税加上近乎20%的企业所得税，90%以上的税收需通过企业之手缴纳，意味着我们的税收调节在整体上是难以触及居民个人的。其三，6%左右的税收直接来自于居民个人，意味着可用于调节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空间极其狭小。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分配，目前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。
高培勇认为，现行税制的缺陷以及由此派生的现实税收格局，系当下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“卡脖子”地带。只有打下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，才会有各种再分配手段的协调配合，才可能实施有助于“抽肥补瘦”目标的相关操作。高培勇建议，在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，减少间接税，增加直接税，从而建设一个融间接税和直接税、企业法人纳税与居民个人纳税为一体的大致均衡的税收体系格局。
